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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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 [原创文章:www.777y.com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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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 [转载出处:www.777y.com]

(一)

时势造英雄,英雄亦能造时势。但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等同的,时势造英雄带有某种客观必然性,“江山代有人才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;(赵翼《论诗》)而英雄造时势却是偶然的、相对的,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。(罗隐《筹笔驿》)

杰出的政治家纵然可以凭借一定的社会条件,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,在历史时代中打上深刻的个人烙印,甚至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,但他们终究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。

中晚唐重臣裴度,一生历经代、德、顺、宪、穆、敬、文宗七朝,自德宗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后,至宪宗时出任宰相,并于穆、敬、文宗时期,多次出镇拜相。史称其“出入中外,以身系国之安危、时之轻重者二十年”,被后人赞誉为“唐中兴以后,称贤相者独举裴晋公”。

但以宪宗被弑为分界点,此前此后,裴度的历史作用却大不相同:前期刚毅果敢,辅佐宪宗成就“元和中兴”,厥功至伟;后期虽身居高位、誉望崇隆,却无法改变朝局一步步走向衰败糜烂的现实,藩镇割据死灰复燃,朋党之争愈演愈烈,宦官擅政则完全失去控制。

李唐还是李唐,裴度还是裴度,将相还是将相,发生改变的,唯有时代环境和政治生态。考察裴度一生的宦海浮沉,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,任何英雄人物,都不能超越他们的时代,个人所能发挥历史作用的维度,必然受限于所处的客观环境。

矢志削藩

(二)

宪宗是唐王朝比较有作为的君主。他先后重用杜黄裳、李吉甫、李绛、武元衡、裴度等人,征讨若干抗命的藩镇,重振了中央政府的权威,使朝廷政令得以通行全国,给百姓带来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,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。

当时遍布于各地的藩镇,有安史系与中央系之分。安史系主要是河朔三镇(即成德、魏博、卢龙)、昭义、淄青等镇,当初的节度使多是归降的安史部将。至宪宗时,已历经半个多世纪,他们互相婚姻,遥为声援,俨然“国中之国”,实力强大,不易征服。宪宗对他们并不轻易起衅,而是先从较弱的“开刀”。

中央系藩镇则是唐室为防备安史叛军而扩充的政府军力,虽与朝廷离心离德,但尚未完全决裂。到宪宗时期,割据不从中央命令的,主要有西川、夏绥、镇海、淮西等镇,分散于全国各地。

元和元年(806年),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因兼领东川未遂而叛,宰相杜黄裳极力主战,唐遣兵讨之,击擒刘辟;同年,夏绥“留后”(节度使临死或有特殊事故时,以子弟或亲信将吏代行其职务,称“节度留后”)杨惠琳抗命,又讨斩之;次年,镇海节度使李锜反叛,又讨之,锜虽为宗室,亦被处死,足见宪宗讨伐藩镇的决心。此三镇既平,中央的声威大震。

这几次的胜利来得并不是十分艰难,宪宗开始将矛头转向安史系的强藩。元和四年(809年),成德留后王承宗起兵叛唐,唐以宦官吐突承璀统军讨之,屡战屡败,终未能取胜。这使得宪宗确信,讨伐成德镇的时机尚未成熟,对河北强藩改采安抚的策略。

元和七年(812年),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,军官拥立田兴担任“留后”。魏博在两河藩镇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宪宗本意用兵,宰相李吉甫亦建议征讨,但在另一宰相李绛的运筹帷幄之下,形势愈来愈有利于朝廷实施宣抚。

宪宗遂派遣知制诰裴度宣布朝廷旨意,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,兴感悟,举六州之地归顺中央。唐室赐兴名为弘正。自此,魏博对中央一直比较恭顺,积极参与朝廷的历次平叛,对于唐室的忠诚,为河北诸镇中所仅见,一度引发成德、淄青等镇的恐慌。宪宗对裴度此行甚是满意,任命其为中书舍人。

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

(三)

经过几年的征讨与安抚,诸镇之中,只剩下雄踞中原的淮西,成了腹心之疾。一方面,淮西“逼近东都,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”(王夫之语),战略位置重要,对唐王朝的漕粮运道构成严重威胁;另一方面,淮西仅申、光、蔡三州之地,不与两河强藩相连,其四邻州县均为政府所有,征讨淮西取胜把握较大。

尽管如此,淮西之役成为宪宗对藩镇最为艰苦的战斗和最难啃的硬骨头,历时四年之久才最终平定。从平定淮西的整个过程来看,若非宪宗乾纲独断、裴度意志坚定,君臣始终戮力同心、矢志不渝,淮西之役随时有可能姑息了事。

元和九年(814年),宪宗委任宰相武元衡主持淮蔡军事。十月,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淮西招抚使,督诸镇兵讨伐吴元济。由于朝廷用将非人,诸路兵马号令不一,致使前线一败再败,经年无尺寸之功。裴度也不看好严绶,屡言“绶非将帅之才,不可责以戎事。”

元和十年(815年)五月,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赴蔡州行营宣慰。裴度回朝后,向宪宗分析用兵形势,言淮西必可取之状,且认为忠武节度使突厥人李光颜“勇而知义,当有成功”。后果如所料,光颜接连击破叛军,宪宗称赞裴度有知人之明,令其兼任刑部侍郎。

知己知彼方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。裴度坚持征讨淮蔡,绝不是刻意迎合宪宗,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,空有满腔抱负,而是“出以亲身”(毛泽东语),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得出的论断。

对于朝廷用兵淮蔡的意图,成德、淄青等镇心知肚明,他们深知“兔死狐悲”“唇亡齿寒”的道理,并不甘于坐等朝廷平定淮西之后再来消灭他们。

但他们与淮西相距千里,直接出兵援助并不现实。成德王承宗要兵援淮西,必经魏博,而魏博业已归顺;淄青李师道要兵援淮西,必经宣武,而宣武节度使韩弘却是朝廷任命的讨伐主帅。

因此,成德、淄青虽有恐惧之心、阻挠之意,但所能提供给淮西的援助很有限,仅仅“以狗盗之奸,刺宰相,焚陵邑协朝廷以招抚,而莫救元济之危”。元和十年六月三日,他们派遣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,裴度也被刺客击中三剑,虽受重伤却幸免于难。

主战的两名朝廷大员遇刺,一死一重伤,致使京师官员十分震恐,纷纷上疏朝廷停止用兵,罢免裴度以安二镇。宪宗不听,且认为:“度得全,天也!若罢之,是贼计适行。吾倚度,足破二贼矣!”遂任命度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主持对淮军事。

裴度亦以平叛为己任,并向宪宗陈述用兵利害:“淮西,腹心之疾,不得不除。且朝廷已讨之,两河藩镇跋扈者,将视此为高下,不可中止。”这就把征讨淮西放在了削藩全局中来考虑。宪宗深以为然。

遥想西汉景帝时,御史大夫晁错上疏《削藩策》,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“请诛晁错,以清君侧”为名,举兵反叛。景帝竟听从袁盎之计,腰斩晁错于东市。

王承宗、李师道的用意正在于此。史载,有人向师道建议说:“讨蔡之谋出自宰相,愿为袁盎事,后宰相必惧,请罢兵,是不用师,蔡围解矣。”可知他们行刺的目的,正是要“清君侧”。晁错何其悲也,裴度何其幸也!

(四)

元和十年九月,朝廷以宣武节度使韩弘接替严绶,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。韩弘是一个“乐于倚贼自重”的半割据者,虽然不得已接受了朝廷的职务,成为讨伐淮西的统帅,但他内心实“不愿淮西速平”。朝廷授予他职务,让他做统帅,原本也是要笼络他,只要他不去援助淮西、阻挠朝廷用兵,就是一种支持了。
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尽管更换了主帅,淮西之战仍未见到实效。战争持续到元和十一年(816年),双方互有胜负,呈现胶着状态。先前,唐以宿将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、邓、随节度使,又因唐与蔡相连,希冀其能统率西线诸军专事攻战,然霞寓“昧于机略,至于统制,尤非所长”,终至全军覆没,霞寓仅以身免。消息传至京师,“中外骇愕”。

在征讨淮西问题上,朝臣内部本来就意见不一。以宰相李逢吉为首、翰林学士钱徽、萧俛(fu)为代表的一帮朝臣,屡次谏言停止征伐、实行赦免,唯有裴度坚持认为“贼不可赦”。待霞寓大败后,他们又揣度宪宗必定已厌倦了用兵,欲再度建议停止征讨。此刻,宪宗表现出了一代杰出帝王的风范:

“夫一胜一负,兵家常势。若帝王之兵不合败,则自古何难于用兵,累圣不应留此凶贼。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,及朝廷制置当否,卿等唯须要害处置。将帅有不可者,去之勿疑;兵力有不足者,速与应接。何可以一将不利,便沮成计?”

前线战场上,唐以袁滋挂帅接替霞寓,然袁滋也无战功。太子詹事李愬上疏自荐,朝廷任命他为唐、邓、随节度使,统帅西路唐军。到元和十二年(817年),李愬、李光颜屡破贼军,形势逐渐好转。

但是,这场战争实在太过漫长。在整个朝廷以倾国之力勉强维持的情况下,前线粮饷有难以为继之忧,而诸路将领仍持彼此观望之态,致使战争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不仅宰相李逢吉、王涯等人又要建议停止进剿,连宪宗本人也开始举棋不定。元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,宪宗让朝臣交相陈述用军、罢兵的利害,唯独裴度缄默不语。宪宗选择征讨淮西主帅,问他的意见,裴度毅然答道:“臣请身自督战。”

宪宗仍有顾虑,次日重议,待李逢吉等人走后,宪宗又问裴度:“卿必能为朕行乎?”度俯伏流涕说:“臣誓不与此贼俱生。”并以吴元济所上“乞降表”为根据,再次向宪宗分析当前形势,指出存在问题的关键:“臣料此逆贼势实窘蹙,但诸将不一,未能迫之,故未降耳。若臣自赴行营,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,破贼必矣!”

宪宗同意这个判断,次日即任命裴度以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蔡州刺史身份,充任彰义军节度、申光蔡观察等使,兼任淮西宣慰处置使。诏书中写着:“带丞相之印绶,所以尊其名;赐诸侯之斧钺,所以重其命。”裴度以宰相而兼将帅,成为征讨淮西的总负责者,对于推进淮西之役至关重要。

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

身兼将相

(五)

裴度受命后,前去觐见宪宗时说:“主忧臣辱,义在必死。贼灭,则朝天有日;贼在,则归阙无期。”宪宗为之恻然流涕。元和十二年八月三日,裴度发行营赴淮西,诏令以神策军三百骑卫从,宪宗亲自到通化门进行慰勉。

诉诸历史,这样悲壮的情景并不多见。前秦伐燕,苻坚亲送王猛于灞上,对猛说道:“今授卿精兵,委以关东重任,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,于邺相见。舟车粮运,水陆俱进,卿勿以为后虑也。”

猛豪气冲天,对曰:“臣杖威灵,奉成算,荡平残胡,如风扫叶。愿不烦銮舆亲犯尘雾。”不足半年,燕国被灭,苻坚果亲率精锐前往邺城,与猛会师。

当然,也有令人感到遗憾的。南宋孝宗素有恢复中原的志向,尝谓宰相虞允文:“丙午之耻(即靖康之耻),当与丞相共雪之。”允文改任武安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后,前去辞别孝宗,孝宗咨询他进取之方,君臣期以某日会师河南。

孝宗亦向允文约定:“若西师出而朕迟回,即朕负卿;若朕已动而卿迟回,即卿负朕。”只可惜,历史洪流滚滚向前,再也没有给予他们以有利的时机。

苻坚与王猛,赵昚(shen)与虞允文,君臣相得,拥有共同的目标,所以能够相互信任。在平叛淮西问题上,李纯与裴度也应是这样的关系。在裴度出征后,宪宗以宰相李逢吉、翰林学士令狐楚与其不和,乃罢逢吉政事、罢楚学士,并出逢吉为剑南东川节度。

早在两年前,时任中书舍人、知制诰的韩愈就曾上疏《论淮西事宜状》,明确指出:淮蔡以“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,而当天下之力,其破败可立而待也。然所未可知者,在陛下断与不断耳”。

宪宗虽力主讨伐,但数年来,并未将主和派调离中央,致使“异论相搅”,给外界造成朝廷和战不定的假象,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战争的顺利推进。

(六)

李商隐于《韩碑》一诗中写道:“帝得圣相相曰度,贼斫不死神扶持。腰悬相印作都统,阴风惨澹天王旗。”不论是战略方针,还是军事指挥,裴度在淮西之役中的砥柱中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。

裴度当国以来,为剿灭淮蔡叛军,一直做着大量的准备工作。德宗时期,常命掌管京城治安的执金吾,暗中侦察官员的行踪,以致宰相也不敢在家中会客。裴度则认为,群贼未诛,应广招四方贤士,商讨平叛方略,乃请于私居接延宾客。“自是天下贤俊,得以效计议于丞相。”

待裴度出征淮西时,宪宗允许其自择大吏。我们看到,随从裴度一同出征的,多是贤良俊杰。如,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,太子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,司勋员外郎李正封、都官员外郎冯宿、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等为两使判官书记。

尤其是韩愈,更具政治军事才略,不可徒以文人视之。《论淮西事宜状》集中体现了其深刻的军事思想和高超的政治谋略,既分析战争形势,又提出具体可行的军事应对措施,堪称平定淮西之叛的纲领文献。

再者,李唐君主向来宠任宦官,认为他们是最可靠的家奴,至死不改。唐玄宗后,宦官专权秉政,历代有之,至安史乱后,宦官竟渐渐掌握中央武力,为患甚大。

监军使监视诸军行动,战时还派宦官监阵,行军进退,将帅皆不得自主。战胜了宦官先报捷奏功,战败了他们就借助朝廷威权凌辱将帅。中晚唐时期很多的军事失败和将帅叛变,都是由宦官酿成。淮西之役久不成功,宦官监军也是重要原因。

得知裴度前来,先前派往淮西行营监军的枢密使梁守谦急功冒进,仓促出战,为叛军所败。裴度抵达行营后,即奏请朝廷将所有监军宦官一并裁撤,“兵柄专制之于将,众皆喜悦。军法严肃,号令画一,以是出战皆捷。”

与此同时,主持西路战事的李愬也采取了安抚士卒、扩充军队、录用降卒等措施,尤其是通过降将李祐、丁士良、吴秀琳等人,尽得“贼中险易远近虚实”,使“唐、邓军气复振,人有欲战之志”,逐渐扭转了前线危局。

一代名臣裴度的宦海浮沉与孤独内心


(七)

裴度虽为儒臣,位高权重,却并不只是高坐行营,而是亲赴前线,躬督战阵,激励士众,甚至以身诱敌。

本来,由于李光颜勇冠诸军,且数败淮西军,李愬则名微而众寡,吴元济防备的重点,始终在李光颜的北线。为此,吴元济几乎将所有的强兵勇将都调集到这里。《旧唐书·李光颜传》载,“贼知光颜勇冠诸将,乃悉其众出当光颜之师。”

这就给李愬在西线突袭创造了有利时机。自得李祐、吴秀琳等淮西降将后,李愬知其可用,委信无疑,日夜计事于帐中。李祐还向愬分析道:元济精兵皆在北线的洄曲,驻守蔡州的“皆市人疲耄之卒”,正可乘虚掩袭,“直抵悬瓠城,比贼将闻之,元济成擒矣。”

李愬对此表示认可,并将计划向裴度报告,受到裴度的赞赏,认为“兵非出奇不胜,此良图也”。突袭蔡州的奇招,并非只有李愬一方想得出来,深具军事谋略并已探明元济虚实的韩愈,也向裴度请命:“愿领精兵千人取元济。”但裴度并未答应韩愈的请求。

同样的计划,赞赏李愬而不听韩愈,充分表明了裴度老成谋国、顾全大局的胸怀气量。李愬作战经验丰富,奇袭蔡州,胜券在握;韩愈虽是自己举荐且十分看重的行军司马,但毕竟是文人,缺乏实战经验,终究稍逊一筹。

元和十二年十月八日,李愬派遣判官郑澥,将偷袭元济老巢蔡州城的具体日期密报裴度。十五日夜,李愬“雪夜袭蔡州”,如入无人之境,当夜即攻占蔡州城,一举擒获贼首吴元济。

几乎与此同时,裴度在北线部署沱口筑成,并自率轻骑督工,驻守洄曲的淮西大将董重质率领骑兵杀来,亏得李光颜奋勇决战,裴度才幸免于难。可以说,裴度是拿自己的性命,给李愬突袭打了一场漂亮的配合战。

获悉元济被擒后,裴度执持彰义军使符节,带领先前投降的淮西士卒万人,进驻蔡州城。史称“李愬具櫜鞬(音gao jian)以军礼迎度,拜之路左”。是说,李愬身着戎装以军礼迎接裴度。

起初,裴度用蔡州士卒充任署府卫兵,有人认为他们是反叛地区刚归顺的“反侧之子”,其心未安,不可自己撤去防备。度笑而答道:“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,元恶已就擒,蔡人即吾人也。”度既视事,蔡人大悦,申、光之民,即时平定。

淮西之役是宪宗削藩最为关键的一战,奠定了中兴局面的基础,没有淮西之役的胜利,也就无所谓“元和中兴”之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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